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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开拓者 ——孙健初

作者:发布者:肖凡责任编辑:审核人:发布时间:2018-07-05浏览次数:911

孙健初(1897~1952年) 男 1926年山西大学采矿系毕业 原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处长 西北财经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

  

1897年8月18日,孙健初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县后孙密城村一个农民家庭。这里是有名的黄泛区。孙健初的祖父孙光风曾因家乡被洪水淹没而流落山东,替人帮工糊口。洪水退去,良田已成荒滩,孙光风又垦田耕地。几易寒暑,终使贫寒的家庭富裕起来。孙光风经常向孙健初讲自己的经历,告诫他:“无论做什么事,都要咬着牙干下去,决不能半途而废”。孙健初的父亲孙云阶是一名秀オ,在乡村开办私塾教学。孙健初从8岁起在父亲办的私塾里读书,到1912年考入濮濮阳县高等小学,熟读四书五经,也学会了田里的农活。孙健初对这段耕读生活十分留恋,在他的《自传》中这样写道:“自幼由祖母抚养并随父亲亲在乡间读书,虽以读书为主,但农忙时期亦事操作,尚不怕劳动,后来略有吃苦精神,亦就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。”

  

相信科学可以救国,一心学地质

孙健初生长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。1920年他从山东曹州(今菏泽县)鲁西国立第六中学毕业,考取山西大学采矿系预科班,两年后入本科。在山西大学期间,他刻苦努力,生活节俭,同瑞典籍教授新常福(Nustram)接触较多。孙健初敬慕这位外籍教授,新常福对孙健初的刻苦精神也很赏识。在多年的接触中,孙健初逐渐接受了新常福“以纯正科学来救国”的思想。他后来回忆说:“只相信学术可以救国,一心学采矿地质,并且把它学得很好。

1929年1月,孙健初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,开始任地质调查员,后被提任技佐、技正。

在中央地质调查所,孙健初参加和主持了一系列地质调査活动。从1929年到1934年,五年间,他三次去绥远、察哈尔调查,发现20多处煤矿和一些石棉、水晶、石墨矿;两次去辽宁、吉林勘查煤矿、金矿;又去安徽、河南调查铁矿、煤矿。在长期地质调查的实践中,孙健初认真工作,刻苦钻研,专业知识得到了明显的丰富和提高,先后写出20多篇论文和报告,其中有许多得到地质界权威人士的好评。

由于地质调查和社会生活的广泛接触,孙健初目睹广大人民群众的贫穷苦难,“科学救国”的思想激发了他对“地质与人生”的思考。1934年,他和侯德封进行了历时5个月的黄河上游地质调査,在共同撰写了《南山及黄河上游之地质》报告后,又撰写了《黄河上游之地质与人生》的论文,专门探讨“地质之层序及其经济意义”和“从地文上观察其与人生之关系”。为改变西北地区的贫穷状况,提出:陇南陇西“山岭较多由古岩层组成,泉多雨足,……宜农宜牧,林矿亦佳”。秦岭北坡、祁连山北坡“石山嶙峋,却宜林木坡岗茂林,适宜牧畜;宽谷缓缓坡,得成活田”。这篇论文虽然发表了,但并未受到当权者的重视,更谈不到付诸实施。

在这以后,孙健初地质调查活动的重点,转向西北地区。1935年初,中央地质调查所组成以翁文灏为主任、黄汲清为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图编篡委员会,孙健初为委员,并负责青海、甘肃、宁夏地区的地质调查,历时8个多月。

  

根据实践,敢于提出创新的见解

孙健初自小养成了倔强的性格。在山西大学时,他多次到山西五台山一带调査地质。在此之前,曾有许多人到这里做过地质调查,美国人B维里士(B・ Willis)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是美国地质委员会研究员、著名地质构造学家。他对五台山地区地层划分有过权威性的意见,一直是中国古老地层的划分依据。孙健初在掌握大量实地调査的资料以后,对维里士的论断提出了异议。维里士认为,五台山主要区域的东南倾斜包括数个向斜层。孙健初认为,我们最近的研究不仅证明这种倾斜的结构实际上并不复杂,而且维里士有关时期的划分,很可能存在错误。在维里士未去的刘定寺附近,我们发现了一系列岩层,要比山河庙部分的时期新,而较西台的时期老。原来维里士命名的滹沱系(滹沱群)里的一些层位划归太古代,现在孙健初把它们划为元古代。这在当时对于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,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。孙健初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成《论山西太古界地层之研究〉(英文),经新常福教授推荐,刊登在1928年上半年出版的《瑞华博物考察会会刊》上,下半年由《中国地质学会会志》第7卷转载。

孙健初在大冶铁矿的调查也表现了这种精神。1936年夏,孙健初到大治调查,正值炎热的夏天。因矿区四面环山,植被稀少,尤感闷热。孙健初不顾炎热,奔波在大治的群山峻岭之间。他工作之细致,工作量之多,超过了前人。大治铁矿已有1700多年的开采历史。到了近代,许多中外知名的地质学家前往调查,都认为东西两处矿山是各自独立的矿体,中间是空白地带,没有铁矿存在。孙健初经过研究分析,提出不同的意见。他在地质报告中说大石门、狮子山两处铁矿,据昔日地面观察,本不相接,今由窿洞试探,乃知其实相连续。又龙洞、纱帽翅两处铁矿,前就地面上看,亦是间断,近经露天采掘,乃见其一脉之相连。由此可见象鼻山及龙洞之间,及纱帽翅与铁门坎之间,地面上虽无铁矿露头之可见,而地面下似不无多少铁矿之潜藏,极应钻探,以证实之”。解放后,国家为了给华中新建大型钢铁厂准备原料基地,地质部中南地质调查所多次派地质队到大冶勘察。1953年4月,经钻探发现了潜伏矿体,证实孙健初的论断是正确的。1987年出版的《大冶铁矿志)记述了这段历史:“孙健初根据大石门、狮子山两矿体在地下相连的情况,提出象鼻山与龙洞之间,纱帽翅与铁门坎之间地下应有铁矿潜藏,是中国第一个推断尖林山地下有潜伏矿体的地质学家。”

  

不畏艰险,第一个跨越祁连山的中国地质学家

在中央地质调查处,孙健初始终如一地从事野外地质调查。西北戈壁,东北草原,黄河上下,长江两岸,到处留下他的足迹。正象他自己后来所说的:“一切不顾,哪里有地质材料就往哪里跑”。所到之处,不但条件艰苦,有时连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。孙健初曾几次遇到土匪。一次在陕西镇安铁矿地质调查时,被土匪强行搜身。土匪没有想到,孙健初身上除了几个干馒头,就是一包包矿石,只好棒离去。抱着“科学救国”信念的孙健初,对艰苦、危险全然不顾,只想以自己的知识报效国家。30年代初期搞地质勘查,其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。地质工作不被当局重视,经费少得可怜。有调查任务时,一般派两个人有时只派一个人去完成。物探仪器只有一个罗盘,一把小铁锤。1930-1933年,孙健初三进绥察调查,就是一个人完成的。其范围由北纬40°30’~-41°30’,东经108°~-114°,幅员占绥远省之本部及察哈尔之西南隅,行程曲折达3000公里。经过这三次调查,孙健初写出《绥远及察哈尔西南部地质志》,引起地质界的重视,被誉为我国区域地质方面的重要文献。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在回忆地质调查所的往事时,称赞孙健初三进绥察“调查区域之大,行程之长,考察之细细,对所得资料分析、论述之令人信服,在30年代初期的地质界确属难能可贵。”

1935年跨越祁连山的壮举,更可见当时地质工作之艰苦。1935年4月,孙健初接到去青海进行地质调查的任务后,即与周宗浚踏上了艰难的旅程。他们西行经湟源,过日月山到贵德,然后沿黄河继续向西,直到龙羊峡谷。山路崎岖,行走艰难,爬山、涉水、过沼泽,有时一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上。刚才还太阳当空,晒得挺热,忽然一变,暴风雪袭来,又冻得发抖。他们沿青海湖考察,在布哈河一带作了地质调查和地形测绘。回到西宁稍事休整,又开始了对祁连山的考察。

祁连山山势嵯峨,群峰争峙,海拔低者30000余米,高者6000米以上,4500米以上便终年积雪。从19世纪末叶起,先后有14名外国学者到祁连山考察,均有著作问世。有的山峰便以外国人名命名。孙健初认为“这是中国人的莫大耻辱”。孙健初同周宗浚在祁连山中跋涉两个多月,多半时间行走在渺无人烟的崎岖山路上,饿了吃炒面,渴了喝山泉水。面庞被高山日光晒得黝黑,被干燥的山风吹出裂裂口。他们经过坚韧不拔的努力,终于走到祁连山主峰之下,采集标本,测绘地质图,考察了地层情况地层分界;又经过几天跋涉,翻过几个大坂,终于走出祁连山北麓的山口,到达甘肃地界的酒泉金佛寺。孙健初成为第一位跨越祁连山的中国地质学家。

通过这次历时8个月的地质调查(包括紧接着进行的祁连山北麓的调查),孙健初写了三篇重要的论著,《祁连山一带地质史纲要》、《甘肃及青海之金矿》和《青海湖》。黄汲清说:“在我的地质研究中,有关祁连山的论著,总喜欢和孙先生交谈。在我的印象中,他亲自深入祁连山考察所获得的资料是可靠的、权威的。”

  

我国第一个石油基地玉门油田的奠基人

孙健初勘察玉门石油,几经曲折,矢志不渝。1935年他和周宗浚跨越祁连山后考察北麓的时候,就打算到玉门考察石油。不料,盘踞在酒泉的地方驻军横加阻挠,不准他们前往。

1936年,“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”获准开采甘肃、青海、新疆三省石油,组成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,从美国请来两名专家一地质学家J.M.韦勒(J.M. Weller)博士和F.A.萨顿(F.A.Suton)工程师。中央地质调查所派孙健初参加此项工作。1937年10月,他们来到玉门老君庙。在距离石油河10多里的地方看到个很大的沥青堆,便在石油露头的周围详细观察。从石油河岸边断层和两处干油泉的周围地层看,孙健初认为“玉门油泉一带地质颇不简单,地层多经变质,构造褶皱断层兼有之”,“这里是煤油将来之希望”。他迫不及待地给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写了一封信,希望早日钻探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国家迫切需要石油。由孙健初、韦勒、萨顿共同署名的《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〉提出,玉门一带有希望找到储量可观的油田,因地处偏僻,交通不便,平时开采,经济上不合算;如战争急需,可考虑开采。翁文灏两次召见孙健初,听取玉门石油地质情况的汇报,并支持孙健初的建议,作出进一步探查玉门石油的决定。

孙健初接受了去玉门详察的任务,和助手靳锡庚在兰州招募了几名测量工人,再次去玉门门。1938年12月4日,到达酒泉,同行的还有新成立的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。12月23日,孙健初、严爽、勒锡庚等人骑着骆驼,向老君庙出发。

从酒泉到玉门老君庙,行程80多公里,整整走了4天。在冰天雪地的季节,在一望无垠的荒漠旷野,孙健初等一行8人,忍着饥渴,迎着刺骨寒风,到海拔2200米的祁连山麓去找石油,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。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。

1938年12月27日黄昏时分,孙健初等到达老君庙。他们在老君庙旁搭起蒙古包,开始了艰苦的勘测工作。他们每天都是白天在野外踏勘,晚上回到蒙古包里点上蜡烛绘图计算,一直工作到深夜才睡。从石油河到干油泉、角塘沟、三橛湾、马莲泉、红沟河坝,无不留下孙健初的足迹和汗水。他们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,为玉门油田的勘探、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经过47个日日夜夜,孙健初完成了地质调查任务,给资源委员会写了报告,详细述说玉门勘测的地质情况,并提出钻井探油的具体计划,定出钻井井位。1939年3月,经周恩来批准由陕甘宁边区借来的第一部钻机运抵老君庙,立即按孙健初所定井位钻进。3月27日,挖方井导洞至23米处遇到石油。3月11日,钻至115.51米探得一个油层,孙健初为它定名K油层,每天可产油10吨。后来第2号井、3号井、4号井……相继钻到K油油层。1940年8月,从湘潭煤矿运来的钻机到矿,决定加深4号井。11月2日开钻,1941年4月21日凌晨3时钻到439.17米发生强烈井喷,从而发现了玉门油田的主力油层L油层,证明玉门油田是一个储量丰富、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油田。随着情况的发展,孙健初对玉门油田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。1940年他写成《修正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》,1942年1月再次修改。孙健初运用前人的知识积累,参照国内外有关资料,以玉门油田的地质为对象,开始探索石油生成、运移、储集的规律。

1942~1944年孙健初在美国考察和进修,写出《美国地质概况及其寻究石油之方法》和《发展中国油矿纲要》。回国后,除主持玉门油田的地质勘探工作、继续对祁连山北麓进行调查外,重点对青年地质人员进行培养,关心他们的成长。

1946年,孙健初任甘肃油矿局勘探处处长(后改为中国石油公司甘青分公司勘探处),处址在兰州。解放前夕,为防止国民党军队的抢掠、破坏,孙健初不顾个人安危,组织职工巡逻护厂,将全部勘探仪器和地质资料裝箱密封,妥为保护。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,彭德怀、贺龙亲自到勘探处,对孙健初和勘探处职工的护厂功绩倍加费扬。

1950年,孙健初出席全国第一次石油工作会议,提出西北石油勘探计划,被任命为石油管理总局探勘处处长,后又担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,并参加编制全国石油勘探方案的领导工作。1951年,在北京石油工业展览会上,孙健初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全国石油工业发展情况及远景。1952年10月,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石油工业的需要,孙健初主持开か了第一期石油地质干部训练班,亲自讲课,参加讨论,指导总结。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我国石油地质界的中坚。正当孙健初激情满怀,准备为发展祖国石油工业大展身手的时候,不幸于1952年11月10日因煤气中毒而过早离开了人间。石油工人怀念他,1954年在玉门油矿建成“孙健初同志纪念碑”。1986年落成的兰州科学宫,孙健初与其他三位科学家的古铜色塑像,耸立在迎门大厅。孙健初的献身精神及卓越成就,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。

  

(文章摘自《岁月流金—记石油科技专家》作者:总公司 郭仁)